1966年，国学泰斗钱穆在获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时，曾不无感慨地说道：1948年第一届院士选举时，当选者多达八十余人，难道我钱某人就不配位列其中吗？这番话语中透露出这位国学大师对学术认可的深切渴望。两年后的1968年，已逾古稀之年的钱穆终于如愿以偿当选院士，然而回顾他的院士之路，可谓充满坎坷。就连对钱穆学术观点多有异议的著名学者李敖都曾为其鸣不平：在胡适在世时，钱穆始终未能获选中央研究院院士，这实在有失公允。就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而言，钱穆比姚从吾等学者更有资格当选院士。 钱穆长期未能获选院士的深层原因，李敖那句在胡适有生之年已暗含玄机。这实际上折射出钱穆与胡适之间复杂的关系演变：从最初的敬仰到最终的反目成仇。这种转变既有两人性格差异的因素，更源于深刻的学术分歧。作为国学大师的钱穆与主张西化的胡适在学术立场上可谓南辕北辙，比如在东周以上无信史等问题上观点截然对立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加之胡适门生的阻挠——如胡适得意门生傅斯年曾公开宣称从不读钱某人的一字一文——这些都成为钱穆院士之路上的重重阻碍。
展开剩余59%首先，钱穆的学术造诣毋庸置疑，而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诸多巧合更印证了中国古史记载的可靠性。类似这样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的案例还有很多。虽然不能断言所有古史记载都准确无误，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古史整体上是可信的，尤其是尧舜禹之后的历史记载可信度更高。 其次，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派曾全盘否定包括夏朝在内的中国上古史，钱穆虽力持异议，但在当时缺乏考古实证的情况下，只能以文献证文献。如今经过百年的考古积累，大量发现支持了钱穆的观点，证明中国古史确实可信，疑古派确有矫枉过正之嫌。当代中国史学已逐渐走出疑古时代，迈入了更注重实证与阐释的释古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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